一、古代

商都县的人口发展源远流长。

经考古发现和有关资料表明，在古代，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当为商都地区人口的渊源。

（一）宋代以前人口

1990年，内蒙古自治区考古专家在章毛勿素乡发掘出原始社会4人合葬墓1处（即风旋卜子二号遗址），遗址中出土了人类化石、动物化石、陶器、石器等众多随葬品。据此认定，早在新石器时期，今商都境内即有人类繁衍生息。他们从事着简单的狩猎和采集等原始生产劳动，为当地创造了最古老的文明。

此外，县境内还发现了1处秦长城遗址，这从另一个侧面为商都地区早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证据。

当时的人究竟属于哪个民族？因无资料记载难以稽考。

（二）辽金元时期人口

1988年，考古工作者在高勿素乡霍家村的5条灰堆中，发掘出首饰、铜印、铜锭、泥像残臂和被火烧过的椽子等大量文物。此为辽、金时期的一处古村落遗址，后或毁于战乱或堙没于大火，其居民因无以聊生流离他方。

之后，县境内又陆续发现了辽、金、元时期的古村落遗址123处和古城遗址7座，有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证实，今商都在这一历史时期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人口活动趋于频繁。另由出土的户印证实，其时，商业活动初露峥嵘，并由此带动了人口的聚集。

辽、金、元时期，今商都地区的人口相对集中但密度不大，居民多数为契丹、女真（原名肃慎，后金皇太极当政时改为满族）和蒙古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，他们当为今商都县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。

（三）明、清时期人口

明代前、中叶，今商都境内的居民为北元政权所统辖的察哈尔万户蒙古人。至末叶，因烽烟迭起，干戈扰攘，不少察哈尔万户蒙古族居民流向他方。

清朝乾隆年间设置商都牧场，今商都地区人口开始回升，其居民十之八九为察哈尔总管八旗蒙古人。察哈尔总管八旗蒙古人除为清廷牧养牛羊和军马外，还承担征兵参战、边境驻防、台站供役等劳役负担。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清王朝曾从察哈尔蒙古人中遴选大批兵丁开赴新疆驻防，这些人从此离乡背井，永世不返，导致今商都地区人口锐减。

二、近现代人口

光绪末年推行移民垦边政策，最初，“汉人移此垦荒者仍十不见一”，后历30年，领垦者与日俱增，今商都地区由此衍生出一支汉民族的源流。

民国4年（1915年）设立招垦设治局暨民国7年（1918年）建县前后，商都地区一时成为塞北“要发财，上七台”的农垦热点，前来领垦的移民绝大多数为张北、陶林（现察右中旗）、兴和以及阳高、天镇、应县、浑源等冀、蒙、晋周边地区的汉民。期间，境内人口源流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第一，“蒙古人以游牧为业，受垦种之影响，（见）水草较稀，遂渐移他处”。民国14年（1925年），商都地区共有蒙古人1092户，4667人，大小喇嘛579人。到民国36年（1947年），蒙古族人口下降为164人，另有回族51人，加起来占总人口的0.16％。

第二，“垦种汉人因与蒙古人共处，不无近朱墨濡染，一遇荒歉，则弃地他往”，这说明，该时期汉移民流动性很大。民国14年（1925年），商都县始有户籍记载，当时，全县共有居民11495户，62299人，其中汉族人口占98.4％。民国15～18年（1926～1929年），因遭大旱造成人口严重流失，下降为5.8万人。延至国民23年（1934年），因年景转丰，全县人口在迁出户纷纷复土归流中又增至7.2万人，其中汉族仍占据多数。

第三，日军侵占商都后，不少民众因不堪忍受异族之奴役蹂躏和兵匪扰患，或迁回故里，或流离他乡，致使县内人口又一次回落。民国26年（1937年），全县共有86285万人，比民国25年（1936年）减少了5044人。

民国34年（1945年），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县内人口不断增加，到民国37年（1948年），共有32562户、149986人，其中，汉族人口在全县人口中继续处于占多数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