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初有“口内居住旗民人等，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垦殖，违者照私人开垦牧场例治罪”的规定。到康熙年间，察右前旗境内始有屯垦活动。清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，帝令户部每年发放票数百张，恩准汉民持票入境蒙地垦荒种地。清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清王朝以“土地旷废日久”为由，准许察哈尔招垦蒙荒，并陆续设置张家口、多伦诺尔、独石口三厅为移民管辖机关。清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并宁翔、怀远为宁远理事通判厅，管理边外管地、交涉和协调蒙古与汉民垦荒事务。

清乾隆至光绪年间，清王朝在察哈尔地区以“大粮地”“驿站地”“厂地”“代米地”等各种名目为由，不断开放官垦。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，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9月7日，清王朝同美、日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清王朝为了支付列强赔款，大肆搜刮民财，以“时局艰难，库款支绌”为理由，推行“移民实边”政策，委派兵部侍郎贻谷为“督办蒙旗垦务大臣”专门督办垦务，放垦乌兰察布、伊克昭盟及察哈尔蒙地，并设立清丈局和东路垦务公司。同年5月，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，令将原丰宁押荒局改为丰宁垦务局，办理察哈尔右翼四旗垦务事宜。翌年，分设丰镇、宁远二分局，年中归绥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由归绥抵达察哈尔，亲自视察右翼四旗的垦务事宜。在此紧迫的形势下，蒙疆牧场边地被大开，“西为伊克昭、乌兰察布、察哈尔左右两翼，经画三千里，操纵二十余旗的大力开垦”，加之清王朝向外国教堂割地赔款以及教堂的明卖暗霸，牧场大面积减少，当地牧民与垦荒汉民的冲突时有发生。有鉴于此，贻谷遂与商都牧群总管等协商会勘，从商都的牧地中划出3500余方里，拨给正黄旗（察右前旗前身）牛群、羊群迁移游牧。贻谷在《蒙垦陈述供状》中承认：“不垦牧地，则无可垦矣”“不垦蒙地则已，垦则蒙人必有怨者”。清王朝一方面搜刮民财向外国赔款，另一方面又直接拨地给外国人。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清王朝为庚子赔款，明令正黄旗从头苏木（今赛汉塔拉）和十五苏木（今土贵乌拉）拨出3333公顷土地给当地教堂，外国列强及教会则大量招募中国民工，为其垦种农作物和鸦片，牟取暴利，毒害人民。

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中华民国政府专设垦务局放垦牧场，并任刘钟鼎为催荒委员。民国3年（1914年），将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垦务交绥远办理。民国4年（1915年）1月，清理丰镇、凉城、兴和、陶林余荒地亩的地亩总局在丰镇成立，由凉城知事郭景图会同地亩总局，对察哈尔特别区境内所有土地进行清理丈量。同年5月，撤销县级地亩总局，清理余荒由察哈尔垦务总局续办，11月，察哈尔都统向全区发出整顿垦务、改组总局、推设县局的报告。报告强调垦务为当今要务，各地均应由垦务局分别管辖，实地清丈、开放，并令各旗、群都要呈报已垦、未垦之地，普遍进行地亩登记。其后陆续颁发了农商部、陆军部、财政部制定的《禁止蒙旗私放荒地章程》，蒙藏院的《拟定垦辟蒙荒奖励办法》以及《察哈尔清丈章程》和《开放羊群大马群荒段章程》等。北洋军阀、山西省土皇帝阎锡山乘机以军需为名，利用机械和人畜，对黄旗海周边的巴音塔拉、赛汉塔拉、平地泉、乌拉哈乌拉等平川地进行放垦，使当地原本水草肥美的牧场，全部变成了黑黝黝的农田。此外，山西、陕西、河北等省的小股移民，也由于战乱、逃荒或经商等原因，纷纷举家迁入境内，选择部分未开垦的滩川地或依山傍水、僻静的地方，向当地政府认领土地，垦种并定居了下来，逐渐形成现今以其姓氏为名的王家村、李家坡、邢家沟等；以其原籍地为名的阳高村等；以放垦序号、垦地顷数、合股承领的股数为名的三号地、六号渠、七股半、十大股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旗境内耕地的开垦逐渐由南向北延伸和推进，逐步拓展到了大土城、三成局、黄家村等地。民国36—37年（1947—1948年），旗境内牧民为了生存，抵制垦荒，保护家园，推选代表先后两次赴绥远省政府请愿，要求政府制止开荒垦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