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清朝政府推行“移民实边”新政以来，境内便逐渐成为蒙汉杂居地区。汉民将内地兴修水利、耕作种植、开畦培垄等农业管理技术传授给蒙古族人民，把境内所没有的农作物品种和蔬菜品种带来，丰富了蒙古族人民的食品种类。同时，蒙古族人民也热情地教给汉族人民掌握气候特点、放牧技术等。蒙汉两族人民不断结下深厚友谊。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，他们相互影响，汉族人民学蒙语、尊蒙俗、入蒙籍、娶蒙媳、嫁蒙郎；蒙族人民学汉语、行汉俗、嫁汉郎、娶汉妻、用汉名，两族人民结成一体。到清朝后期，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蒙古族人民已经“农重于牧，操作也如汉人了”，并由游牧变为定居，习惯了住“板申”房。汉族人民也同蒙古族人民一样，习惯穿褡裢（坎肩类服装）、着毡靴、吃奶制品。连清朝统治者也承认，他们是“相安之久”“内外一家”。

清朝末年，由于清政府大量放垦，汉族人口逐日增多，以致牧场逐渐缩小，出现了争占牧场和地盘的纠纷，蒙汉矛盾曾一度激化。

辛亥革命失败后，北洋军阀大兴蒙族垦务。特别是从1921年起，孔祥熙开办“试验农场”，设立五大公司，几年的时间，察哈尔右翼镶红、镶蓝两旗开垦牧场数千顷，使两旗形成了旗县并存、一地两主的局面。国民党乘机制造民族矛盾，在金盆成立了自由乡、七苏木成立了忠孝乡。乡长带领乡兵将各村蒙旗苏木、浩特的标牌统统砸掉，换上了国民党自由乡和忠孝乡标牌，曾引发了蒙汉乡兵之间的兵刃磨擦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蒙汉人民团结抗日，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。1940年，中共陶林县委成立。为了团结各民族抗日，特别是团结蒙古族人民抗日，县委加强了对蒙古族上层的联系，反复向蒙古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揭露伪蒙疆政府卖国求荣的罪行，并采取减轻蒙古族各项负担等措施，使蒙古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并肩抗日，保持血肉联系。如巴日嘎斯太的武策劳、王银万、韩布布，那日斯太的武香牛、甫那音太、武胜格、嘎瓦，巴尔陶力盖的苏利亚等，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，有的为八路军游击队搜集敌伪情报，购买枪支弹药及军需品；有的掩护地下斗争，安排伤病员，保护绥中地委及陶林县委的党组织及其文件库、被服厂；有的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，投身抗日斗争；有的打入敌伪内部为抗战工作，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，为抗日斗争做出巨大贡献。

抗战胜利后，察哈尔地区的阶级矛盾、国共矛盾、民族矛盾曾一度交织。1945年11月底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，蒙古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，选择了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道路，蒙汉人民并肩投入了解放战争，除奸反叛，积极支前，粉碎了国民党的一次次军事进攻，终于赢得了彻底解放。